澳洲三分彩 > 文化散论 >


  汪曾祺的《阿索林是古怪的》,写于1993年3月7日,副标题“——读阿索林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”,一篇汪曾祺认为“结构极不匀称的”“古怪的散文”。

  汪曾祺的 《阿索林是古怪的》,写于1993年3月7日,副标题“——读阿索林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”,一篇汪曾祺认为“结构极不匀称的”“古怪的散文”。文章不长,劈首一句: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。第二句:阿索林是古怪的。接着才说到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是篇古怪的散文,像游记。一个肥胖的快乐的小资产阶级“我”带着六个孩子旅行,突然在塞万提斯家乡下了火车,接着就步行去了塞万提斯旧居,由一位黑衣老妇人引入老房子,看到一位姑娘,依稀仿佛就是当年塞万提斯的未婚妻,走出屋子,在黄昏的乡村随意走走,“天是被柔和的珠色所照亮着”,“在这忧郁的平原间”,“我”想起“那位讽刺家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——简单的话,平凡的话,比他的书中一切的话更伟大的话”。

  不过,塞万提斯到底跟她的未婚妻说了什么呢,“我”可没说,读者自己想象吧,阿索林只是描摹了这样一次意外的游历,也是游离。小说耶?散文耶?界限模糊。有人物,但更像印象派油画里的人物廓形;有情节,但更多的是氛围,是气息。不过,读下来似乎又有一种牵引,让你慢慢地就好像也看到了“塞万提斯的未婚妻”的面影。

  “一个西班牙的城”、“一个农人的生活”、“山和牧人”,几个人物的侧影,灰色的石头,修伞匠……生于1873年卒于1967年的阿索林写着老城,老城的石头,树,修道院,那些随处可见的人,女仆匠人,老人少女,热情的、沉默的、婀娜的、忧伤的人,他笔下的西班牙,全非我们想象中的西班牙:斗牛士、火热的色彩、高迪式的奇幻,却像轻雾,笼在清凉的城和山间。人们过着日子,劳作,听歌,死亡,我们读完他们,可能记得他们的名字,也或许不记得了,但又何妨呢,萦回着一些面影,一些歌声,就够了,就是很阿索林式的审美体验。

  也许,正因为如此,所以汪曾祺说他是古怪的?可是,却又说他是“我终生膜拜的作家”,此时汪曾祺已七十有三。年轻时,“大学二年级以后,受了西班牙作家阿左(索)林的影响”(见《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》),至古来稀依旧念念不忘,可见他是一直欣赏阿索林作品美学风格的,并非仅青春年少一时之影响。应该是有某些气质总脉脉相连着的。

  汪曾祺向有小说散文化的理念,《小说的散文化》充分阐释了他的观点。文章也提到阿索林。“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是一种意境。……阿左(索)林所写的修道院是静静的。声音、颜色、气味,都是静静的。日光和影子是静静的。人的动作、神情是静静的”,确然,读阿索林的文章(何以用文章称之,感其作品亦小说亦散文之故)让人静下来,这静静的感觉抟成气息氤氲于周遭,身在现世又隐于文中。我们知道农人简单地生活着,“吃白菜,番薯,黑面包,葱,蒜,有时候,一年内只两三次,他吃肉;一手把的核桃或杏仁是他的无上的盛馔”(《一个农人的生活》),我们知道农人成了一个小老人了。孩子们死的死走的走。有时候他也会叹息,但不久又振作起来。“这位可怜的人既无希望又无欲求地生活着。他的眼界只有群山,田野,天空”,“一切全凭天意”地活着,然后死去。

  若一个个体,却又像某个群体的侧影,无太多情节,更别说跌宕起伏的命运,它只是叙说着,像水彩画的笔触,你看到了那些洇色,却总是隐淡的;你看到物象的造型,却又总有晕色,物象也漫漶起来;可是纵如此,我们还是能感到人物的气息,闻到天地的味道,虽然一切都似乎不那么容易抓住。这种感觉介于写意和工笔之间,有时精准细节,有时率性块面,人物有名有姓,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名字,只要记住务农的修伞的卖饼的,或者女人僧人就可以了;场景也各种各样,可是却总浮现出巷子、石头屋、小花园、修道院,还有村子和土地和天空。最重要的是一双观察的眼睛带动你,一样一样看过去。看过去的所有杂驳在一起,像那种经年的石头的颜色,让你看了安静地想一想之前和之后的光阴。

  唐弢先生说阿索林“疏淡中略带忧郁,如云林山水,落笔不多,却是耐人寻味”,不过,窃意其与云林相较又确乎是不同的,云林山水从疏淡中有人,到全然的山林,可谓是洁净至寂,而阿索林即便在暮霭中远远的一笔,也是有人影的。即便无人,总有着一种皴染了情绪的气息,像《旅人》的结尾那样:“……宫殿已经崩摧了;然而,在附近,在这废墟的旁边,……耸立着一群优美的白杨,在垂死的黄昏的轻风中,微微地颤动着它们的叶子。”阿索林的疏淡里有微风,不骚动,宁静,宁静中带着一种人世间淡淡的忧伤,好似每个人都尽力地活着,但其实总不免深深地明白世间的悲哀。

  这就有些明白汪曾祺的“终生膜拜”了。汪曾祺一直说“我的气质,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”,是自谦,也是一种自知。汪曾祺有看清世相的通透,但却又身怀古典文人式的温雅,即便明白人性之恶,也难以下狠笔,总不免留有余地。《陈小手》中最后那一枪对那个联军团长之恶的刻画已是重笔的,他对人对事有悲悯和温情,好比小说《寂寞和温暖》,出身不好(华侨)的沈沅勤勉默默地在北方城市的农科院工作生活着,从不回家,也无家可回,但于人生至谷之低处还是有人默默地关心她。换位作者,这样的人物命运于笔端或许分外惨烈,可是汪曾祺的笔总不由染上暖意,皴擦岁月里残存的诗性。

  阿索林呢,亦然。他总是安静地描述着他的所见多感,不太评判,不太愤怒,只是一笔笔皴染过去。《安命》一文颇能传达阿索林的作品气质。文章写了一位多思加诺先生,他“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。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”,房间里很简单,但有书有四五幅古画。他“衣衫褴褛,但是总是清洁的”,吃简单的饭菜。天气好的日子,他便到处去散步。“他走遍马德里的各区,漫游乡野。他慢慢地走着,一连几小时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事物”。其实,他原来有可观的收入,后来随着某银行家的破产而破产了,接着妻亡子逝,从“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”到“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”,但多思加诺每天安然作息,“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”。他一直这样过着。“‘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,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,’多思加诺这样说。‘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。’”

  《安命》文末,阿索林写道:“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?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,随着它们的迟缓的、不可动摇的、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。”在这里看不到彼时彼刻的时代风云。查查资料,19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也是风云跌宕的。出生于1876年的阿索林历史上素有“一八九八派”之称。所谓“一八九八派”,与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惨败有关。这一年,古巴彻底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。西班牙还将波多黎各连同关岛和菲律宾以20万美元割让给了美国。1899年,西班牙又将其所属的北马里亚纳群岛、加纳利群岛和帕劳卖给了德国,至此,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所剩无几。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“一八九八派”要求新政府变革。接下来的20世纪初,西班牙盛行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,各地有叛乱和起义等。但是,阿索林并没有在文章中刻意去描述所谓时代的风起云涌,他将人物命运置身于广袤苍穹。好比在多思加诺先生这里,破产,儿子在古巴战争中阵亡,女儿急性肺炎四天即逝,妻子被一连串人生厄难击倒至病而死,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痛彻心扉的灾难,也可大书特书,但他却虽然清贫但平静有尊严地活着。阿索林看重的该是这样的宁静,暴风雨过后的宁静。他把人放在人的命运中来表达,生命从生到死,经历了许许多多,最终抵达安详。“在安命中,好像作为一个对于他的失败的补偿似地,他使他的心仁慈而宽大。”(《良心学》)

  阿索林看到人在天地间的必然运命,只淡淡叙说着。“迟缓的,不可动摇的,永恒的运命”。

  想起汪曾祺《闹市闲民》一文。“闹市闲民”是一个老人,汪曾祺坐公交换乘时所见。家就在站牌边,车不来,老人会搬出个马扎儿来叫人坐。老人的屋子陈设简单,一床一桌一方凳三个马扎儿。七八十岁,白头发梳得齐整,衣着简单。退休了,老伴住儿子家,女儿也出嫁了。老人一人过日子。隔三差五儿女们来看看他,带点点心,拆洗被褥。“一天三顿饭。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。中午晚上吃面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如此”。面条还自己做,“抻条,或是拨鱼儿”。“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。敌伪时期,吃混合面……解放军进城,扭秧歌……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,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。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,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。”“他平平静静,没有大喜大忧,没有烦恼,无欲望亦无追求,天然恬淡,每天只是吃抻条面、拨鱼儿,抱膝闲看,带着笑意,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。”换一行,文章以“这是一个活庄子”结尾。

  文中对老人在成为老人之前的身世并无详情。他是否真的无喜无忧,也或许这样的恬淡只是成为老人后的状态?那么多历史起伏真的没有在老人心里留下痕迹?也许汪曾祺也并不定然如此以为,但如此恬淡情境是汪曾祺欣赏的。作此文的1990年2月,年满70周岁的汪曾祺办了离休手续,也已进入老境,写“闹市闲民”时或许会回想起自己从高邮走出,求学西南联大,又辗转上海到北京,然后经历了京剧团当编剧,之后又重焕创作活力的各种人生起伏,于是分外感慨这样一个生活简单至极、天天睁着天真之目看街的老人吧。

  两文共读,《闹市闲民》和《安命》或可镜像。略别则为:汪曾祺满目欣赏,欣赏背后则深深感慨;阿索林亦欣赏满目,难掩沉沉伤感。无论感慨还是伤感,皆归于宁静。若波涛过后的海面,只是一波一波地,平静地波动,波动下的涌动,一切皆于此波动中。

  这样的写法或以为是少了些人生的沉重,缺少对和谐之内在的撕裂,于汪曾祺和阿索林的作品而言,是其特点,或亦乃各自局限。当然,倘若汪曾祺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拷问自是好的、深刻的,可是大概也就不是汪曾祺了。窃以为,局限就局限罢。好比老人每天恬淡看街,他度过了沟沟壑壑的日子,不介怀任何沟壑了,唯有街的热闹成为他生命的背景。

  阿索林写“婀蕾丽亚的眼睛”看着河里的水,“她的侧影是在黄昏的灰色的天上描剪出来”,我想起汪曾祺写小英子的脚印,“五个小小的趾头,脚掌平平的,脚跟细细的,脚弓部分缺了一块”,明海看到这些脚印子,“心里痒痒的”(《受戒》)。

  1930年3月神州国光社出版的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(戴望舒徐霞村合译)好比青年汪曾祺和阿索林初遇的红娘,“终生膜拜”的因缘却终究源于彼此精神/性情之遇合灵契。

  (文中阿索林作品引文均来自《塞万提斯的未婚妻》,阿索林著,戴望舒译,桑农编,北京三联书店 2013年9月版)。